最近，杭州的“六小龙”企业——游戏科学、深度求索（DeepSeek）、宇树科技、云深处科技、强脑科技和群核科技——在科技创新领域脱颖而出，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和反思。许多城市纷纷探讨，为什么自己未能孕育出类似的科技新贵，诸如“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六小龙？”、“为什么广州发展不出六小龙？”、“六小龙为何没有出现在深圳？”等讨论不断，甚至有人按头整个山东省份去反思为什么没有“六小龙”。江苏媒体曾以杭州为镜质问南京，深圳民间热议“杭州抢了风头”。

　　反思看似积极，但考虑到每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各异，盲目与杭州对比不仅无助于自身发展，还可能加剧内耗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追问已超越产业发展的理性探讨，演变为一场关乎城市身份认同的“绩效赢学”竞赛。在这场以网红企业为勋章的较量中，市民阶层对自己所处城市排名的敏感度极高。这种内耗不仅表现为舆论上的焦虑，还体现在许多城市对“六小龙”式的标杆企业过度追捧，忽略了自身产业的独特性和实际需求。

　　从突破性和战略重要性来看，“六小龙”中的DeepSeek可能是国运级的，游科是文化产业的排头兵，宇树科技在机器人领域常被拿来与波士顿动力相提并论，云深处也极具竞争力。（而六小龙中的其他企业，有些则更像是为了营销而凑数，例如酷家乐，在国内房地产下行期间，房屋3D和AR并不是一条好路径。）

　　杭州的成功并非偶然。为MCN的发源地，杭州自带无数网红和强大的营销矩阵，其营销能力远超许多地方。在AI领域，杭州也有独特优势。尽管DeepSeek注册地在杭州，研发部门却位于北京，产品营收大部分也流向北京总部。只要下载页面显示为杭州，杭州的宣传便显得理所当然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杭州在宣传能力上的强大。

　　反思内耗往往源于地方政府竞赛对短期业绩的压力。客观而言，在所谓杭州“六小龙”中，真正让其他一二线城市望尘莫及的主要是DeepSeek。它能在杭州发展起来，既有偶然性，也有必然性。这并非当地政府政策的单纯结果，而是技术、资本、政策等因素在地理空间错位流动的产物，是城市禀赋与时代机遇碰撞的产物。

　　DeepSeek在北京完成数据脱敏与核心研发，却将注册地和税收留在杭州。这种现象其实反映出一个趋势，那就是在数字经济时代，许多公司的总部经济和产业链已经不再呈现传统的集中模式，而是通过跨地域的资源流动来实现最优的配置。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，企业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的支持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交织网络，决定了哪些企业能脱颖而出。

　　杭州直播电商的爆发本质上是四季青服装市场、义乌小商品城、长三角轻工制造带共同构成的万亿级供应链网络。当我们将北上广深等城市置于同一坐标系观察时，可以发现每座城市的产业格局都深深烙刻着其独特的资源禀赋。这些禀赋不仅仅包括地理位置和历史积累等物质基础，还涵盖了资本属性的差异，塑造了城市经济的基本面。

　　北京作为首都经济圈的核心，其产业结构展现出明显的权力依附特征。中关村科技园聚集了3600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，这种现象源于政治中心对政策资源、科研院所和金融资本的虹吸效应。央企总部和部委机构的集中分布，使得北京具备天然的政策试点优势。海淀区的每平方公里内，拥有高达25家上市公司的资本密度。

　　以上资源组合，促使北京形成了“政策试验—技术转化—资本孵化”的完整产业链条，从北斗导航到人工智能，国家战略引领的产业在这里得到了快速发展。央企总部和部委机构的密集布局在客观上形成了行政壁垒，导致市场要素的流动受限。中小型科技企业往往需要依赖体制内的资源才能生存。

　　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城市，其发展基于独特的地理优势和历史积淀。作为一个海陆枢纽，上海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地位深入人心，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优势。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，1600余家持牌金融机构管理着全国三分之一的公募基金资产，这一资本控制力来源于上海在19世纪开埠时形成的金融基因，以及自贸区政策的叠加效应。上海通过精准对接国家政策及区域经济，成功建立起了一个稳固的产业基础。

　　与上海紧密相邻的苏州，则提供了一个观察政商关系和外资嵌入型发展的经典案例。苏州虽无港口、也非省会城市，却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，迅速成为了外资企业投资的热点，尤其是在90年代，苏州成为了台资和新兴电子制造业的首选地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地方政府通过引导产业溢出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飞速发展。

　　广州的发展轨迹则揭示了商贸基因对城市产业的深刻塑造。作为千年商都，其产业演进始终围绕商贸流通展开，从十三行的丝绸瓷器到广交会的万商云集，从白马服装市场的潮流更迭到唯品会的特卖模式创新，日本三大车企将精益生产模式带到黄埔、番禺，开辟南沙港，广州地方政府通过“零部件半径50公里配套圈”的政策，试图造个东京湾汽车产业集群翻版，但在新能源革命冲击下，这种基于传统供应链思维构建的体系反而成为转型障碍——广汽新能源不得不绕过本地日系供应商体系，另建电池、电驱配套网络。

　　深圳从偏僻的保安县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科技创新之城，离不开它独特而稀缺的禀赋：香港提供的市场窗口，灵活的财政自主权，以及珠三角积累多年的制造业底蕴。在这里，政府运用土地整备和产业基金等工具，搭建创新舞台；企业则依靠充分竞争推动技术升级，华为、大疆、腾讯等世界级企业便诞生于通信设备、新能源汽车、无人机看似领域迥异，共享着珠三角成熟的电子元器件供应链。

　　土地的极度稀缺，既是深圳发展之困，也是其腾飞的关键动力。它被迫一次次“腾笼换鸟”，从金融到制造业外迁，每次产业升级皆带着巨大风险，却也促进了城市不断向高附加值的总部经济与硬科技产业转型。财政上的自主与丰盈，为深圳提供了灵活的政策空间，包括税收优惠和低社保成本，成为吸引企业和人才的重要引擎。再加上消费电子产业三十年积累下的精密制造能力，使深圳在半导体、无人机等领域拥有强大的产业竞争力。制度上的灵活优势和互联网、精密制造的产业积累，共同构成深圳发展禀赋。

　　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话题，说到深圳为什么卷不出deepseek，笔者倒是认为深圳巨头太多了，利益网太复杂，初创公司一旦有点起色，没几天巨头就来收购或者开始搞针对的，然后这些巨头里面全是自以为是的高阶打工人，自认为自己的水平高并不是仰仗巨头的资金实力和品牌优势，尤其是大厂的产品经理这种角色，一旦接管了初创公司的产品，往往都会变质。或者只是单纯战略性收购，不给小公司做大做强，他们得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网来做那些领域的事情。

　　杭州近年来的变化具有启示意义。杭州的巨头都不用说是谁了，但他们投资成功率太低，投资方式就喜欢用自己那一套，然后想在自己收购的公司实行，但阿里看上投资的公司多半都凉凉了。所以本地巨头阿里投资策略的失效，客观上削弱了垄断资本对创业领域的过度干预，一些中小企业在电子商务、数字内容等领域因此获得更多独立发展空间。

　　如果杭州能继续这样发展，自身成长起来很多独角兽的话，也可能有类似的剧情：外面的巨头就会也纷纷过来设立分公司，也就又变成巨头林立，就会不再适合初创公司，但是巨头林立是本地官僚和市民都极力追求的，可能总会有下一个适合创业的新晋大城市。

　　那么我们可以把目光放到和杭州同水平的几个城市去看。南京武汉应该是仅次于一线北上广深之后，二线之中的佼佼者。

　　武汉的发展受益于高校的科研实力、军工资源的转化以及民用市场的拓展，尤其是在激光产业方面。武汉的光谷凭借高校的技术创新和军工的转化背景，孕育了锐科激光等龙头企业，形成了强有力的产业支撑。此外，武汉“光芯屏端网”产业集群的崛起，依托百万大学生带来的独特的人力资源红利。武汉的高等院校为产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，华科光电国家研究中心的毕业生将创新的力量延续到了光谷。

　　南京同样是是作为中国高教资源最密集的城市之一，坐拥53所高校和8所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构筑的雄厚人才智库，但平心而论，其禀赋优势并没有充分利用，在创新势能释放层面显得步履迟缓。与杭州通过产教融合催生互联网浪潮形成对比，南京的创新转化机制相对不显见——其科研积淀更多沉淀于tob端，在消费级市场的开拓中缺乏突破。尽管在工业自动化领域，埃斯顿等企业虽跻身行业前列，成为工业机器人行业的翘楚，但多为单点突破。

　　在商业领域，南京有运满满、途牛和SHEIN。SHEIN电商部门虽在南京扎根，其核心竞争力仍依赖珠三角供应链体系——SHEIN已经是老广的形状了。不过像运满满等本土独角兽企业的成长，还是反映出南京商业环境中产业整合能力的不断提升。南京目前短板是人口吸引力，当散装江苏的戏谑背后是苏南城市群各自为战的现实，这座昔日的徽京基本转身安徽——与马鞍山、滁州、芜湖等城市构建全国首个跨省都市圈，若能依托高校资源禀赋与皖东产业带形成梯度布局，可能比执着于省内资源整合更具现实操作性。

　　我们把视角望向西部。成都作为西部的中心城市，虽然尚无明显的巨头企业，但其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已经初具规模。成都的市场正在进入一个可塑阶段，资本市场的介入较为理性，企业并购更多基于产业协同，而非资源的单纯争夺。这一阶段，成都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大的成长空间，创业者能够在这里试错并不断发展。

　　成都在三线建设时期积累了一定资本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其提供了战略安全的保障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成都的产业链已趋于成熟，从电子制造到生物医药，再到航空航天，尤其是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，京东方等企业的加入使其成为全球重要的屏幕制造基地，还有本土成长的三泰电子、索尔思、极米科技、品果科技等民营企业，这些实体产业通过技术外溢效应，也为游戏开发、MCN机构等新兴业态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。成飞集团、中核动力院等军工复合体形成的技术沉淀，客观上为消费电子、半导体设计等民用领域培育了人才储备。

　　相比前面两个长江中下游的大城市，成都的产业演进始终伴随着地理禀赋的深层制约，作为远离海岸线的内陆城市，使得成都发展制造业基础就是比南京武汉，甚至比重庆差了很多。成都在产业选择上明显偏向“轻资产”模式，在游戏开发、MCN机构、数字文创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全市167家众创空间形成的专业化孵化网络，为轻资产型创新企业提供了生长沃土。

　　《王者荣耀》《哪吒》等现象级文化产品的诞生，以及3000家动漫企业的集聚，标志着成都已形成完整的数字文创产业链。这种避开重制造、发力软实力的差异化策略，使成都成为西部文创新经济的高地。

　　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，成都的产业演进就如同川西林盘一样的构造：电子信息产业作为“主干”提供基础支撑，承载着全球相当的iPad、笔记本电脑产能，新型显示、智能终端、集成电路三大集群持续攀升，生物医药、航空航天等战略新兴产业如“灌木”填补中间层，而大量文创小微企则似“蕨类”形成地表覆盖。这种多层次的产业结构，既保证了经济稳定性，又为创新提供了试错空间。天府软件园、东郊记忆等特色园区通过专业化服务，有效降低了创业门槛，使成都成为西部创业成本最低、氛围最活跃的城市之一。

　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合肥。合肥虽然体量和以上城市有差距，但科技发展水平并不逊色与杭州，原因在于合肥充分利用了其政策资源和资金优势，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和产业投资平台，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实力，精准布局面板、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领域，虽然合肥曾投资于亏损中的蔚来（尽管蔚来目前的情况不太乐观）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合肥通过这一过程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展。随后，比亚迪、福耀玻璃、大众和保时捷等新能源企业纷纷入驻，推动了当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。合肥是结合了自身禀赋在强手如林的长三角闯出条“科创”的突围之路

　　当前中国城市竞争，地方政府绩效竞争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确实存在着矛盾运动，也即呈现出显著的“双重运动”特征：一方面全球产业链重构加剧地域竞争，另一方面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引导差异化互补。

　　以上几个城市的实践揭示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城市发展必须处理好三重关系：其一，地理禀赋的物质约束与制度创新的能动空间；其二，资本积累的效率诉求与社会效益的均衡考量；其三，全球产业周期的波动风险与本地创新生态的韧性培育。

　　资本集聚催生产业升级，也可能形成垄断壁垒；后发优势带来弯道超车机遇，但再造一个积累中心也会导致类似成都与四川省的资源争夺的困境。杭州的故事仍在继续，当阿里系资本经历投资阵痛期时，这座城市正在孕育新的可能性。而像成都等新兴城市的追赶，正在为中国经济版图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新的想象空间。这种动态博弈的过程，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空间维度上的生动实践。

　　中国城市发展已进入特色竞争阶段，简单复制他者模式并不可取。各城市需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审视自身资源禀赋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精准定位：沿海城市强化高端制造枢纽功能，资源型城市加快绿色转型升级，内陆枢纽培育通道经济新优势。那些能够穿透“绩效锦标赛”迷雾，在区域禀赋与全球产业链重构间找到动态平衡的城市，终将在新经济地理版图中刻下自己的坐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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